当年,日本、韩国的投资都是血本无归的。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今后每年由议会从政府税收中拨款120万英镑,供皇家自用,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政府征税权必须由议会控制,国王无权决定。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
之后,华盛顿采取边退边打的游击战办法,开始了跟英军长达四年、辗转南北的拖延战术。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7]关于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只是到1780年下半年,政府债已经没人买了。
最终,在法国海军的支持下,大陆军于1781年9月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Yorktown)打赢了关键一战,迫使英军投降,从此扭转独立战争的局面。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尽管谁都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靠什么偿还。据我所知,有三个行业的专业水平在同行的众君子中有天渊之别。
至于医术水平那方面,不容易明白的是中国不容许水平够高的持有外地牌照的医生自由地到中国行医。另一方面,称得上是良医的工作很辛苦。说不容易明白,是外资到中国传授知识大受欢迎,医疗却另行处理。各地处理不同,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好效果。
任何人愿出高价,没有理由不让他出高价,帮补一下医院的设备投资。巴兄为此昏迷了整整三个月,到今天还是行动不便。
说我发神经吧,我不仅认为中国的青年聪明,而我们的精于手工艺的文化传统极宜于作有关医学与生物的研究。为什么上佳的西药在国内买不到?为什么假药在国内那么多?批准卖假药的仁兄不是被枪毙了吗?中国人口多,穷人多,于是叫救命的也多。医生之间的医术水平相差甚大。国内的人到香港自由行,一个主要项目是购买西药。
正因为不知细节——就是北京要走的大概路线也摸不准——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些基本原则给北京的朋友考虑。一个实例可以说明美国医生以保险卸责的制度大有问题。四月六日北京公布《新医改方案》,针对国内医疗制度的弊端。西方的名牌药厂到中国来开业肯定会赚大钱。
地球上有不少地方是医疗公立或施行社会制度的,socialized medicine是也。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不出巨资,或鼓励民营集巨资,开设一家医学、生物学与药物研究的、附有全面性医院的大学研究院,在国际上招兵买马。
这方面,我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下,他们会想出较好的处理方法。我们要投诉的不是让医生赚大钱,而是不让医生的供应增加来把医生的收费压下去,是大错。
没有机会获得高收入,知识投资不足,高明的医生训练不出来。进入 张五常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医疗改革 。北京的专家要想出中国自己的「医生责任制」。外来的医生有没有真功夫当然要审核,但拒外来的于门外显然是为了维护国内医生的利益。这个想法起于我的一位外甥与自己的儿子都是生物与医学的专材,也与科大的王子辉谈过好一阵,认为炎黄子孙作医学、药物、生物等研究的筹码多得很。年多前美国推出法例,不准医生每星期工作超过八十个小时。
国际上,不少先进之邦的医生要购买保险,医坏了病人由保险公司负责。另一方面,虽云小病无医自愈,有些无能的医生很无良:或拖长诊治,或夸张病情,或乱开药方,等等,务求自己的收入增加。
北京的专家要考虑怎样处理这些问题。要做一个好医生绝对不是好职业。
在《新医改方案》这方面,我建议北京的朋友考虑清楚了这方案的大概之后,鼓励不同的地区各自为战地想出他们的细节与法则,然后按时衡量不同地区的成败得失,有了经验的效果作依凭,才选出一套完整的推到整个国家去。要改是肯定的,怎样改是大难题。
细则还没有公布,大概的方针,目前看不是那么差︰一方面反对市场医疗制,另一方面不压制私营或民营的运作。北京的朋友当然知道,要改也当然。医券制的概念与效用相同,但因为病情变化多,医券制的设计远为复杂。医生是要负责的,但以买保险而卸责的制度不可取。
几年前老友巴赛尔在医院接受手术,医生不小心把几块棉花留在他的肚子里。其一是律师,其二是医生,其三是经济学者。
原则说中国要鼓励国际的名牌药厂到中国来开业,给他们有专利权的保障,我们也会学得不少进入 曹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银行 。
而昆明一老人在银行排队时被尿憋晕,责问银行为何不设厕所,银行还说这是跟国际接轨。既然资本充足率如此之低,银行一旦有了利润,就应赶紧把利润转化为自有资产以提高资金充足率,岂能首先大幅度提高员工薪酬,国际上有哪家银行敢这么做? 然后是工作效率。
为了保证银行具有抵御风险的清偿能力,《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这应该最有资格称国际惯例吧)。国际惯例已成为银行收费的一大托辞。近来,某银行湖南分行开始试行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收费。为赢利不首先想着按照国际惯例提高自身效率,反而把眼睛盯在向客户收费上,令人失望。
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已经普遍采用电脑即时监控、全系统信息汇兑以及时间序列定量分析等先进手段,而我们的稽核人员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和业务来进行检查——正是监管体系的不健全让许多犯罪分子钻了空子。而那些整天喊着收费的银行的效率呢,动辄几十万员工,连最小的中国银行也有20多万人,可资产规模相当的汇丰银行只有3万多人。
资产充足率是指银行的自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8%的充足率规定是为了保证发生危机时银行也能用自有资产冲销坏账和清偿债务。按照国际通行标准,银行内部的稽核人员应占员工人数的5%。
碰巧笔者最近在读金融专家徐滇庆一系列关于金融改革的评论,从中了解到不少银行界真正的国际惯例信息——中国的银行,为什么不把下面这些国际惯例告诉公众呢?首先在资金充足率上。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人均利润为5万多美元,而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大约只有1000美元。